英式辯論源於18世紀初的倫敦。這表面斯文的舌戰不單止是知識分子訓練口才的遊戲，也是一種心理改造工具，間接影響了整個所謂 「西方世界」 的政治和外交傳統，甚至商業推廣，科研，法制，和道德取向等。
英式辯論的特點，是以抽籤決定 「立場」。參賽者抽中「正」方，便努力為辯題辯護。抽到「反」方，便為反而反，個人立場暫時完全擱置。這 「客觀化」 訓練的好處，是逼使參與者放下私自立場和見解，從既定角度審視議題。但久而久之，為辯而辯會漸漸令人喪失自我。高能力強詞奪理的人，沾沾自喜之余，很容易人格分裂。殖民地時代的帝國，需要能言善辯的精英替國家在海外的欺壓掠奪行為泡制理由，建立道德高地。受過辯論訓練的精英，可以盡腦盡力替自己私下也可能不屑的野蠻行為辯護，而不覺得有何不妥。
有經驗的辯論家都知道，光靠邏輯和道理是贏不了的。一如絕大多數的民選競賽，台風和造型往往比內涵更能爭取觀眾選票。所以正式辯論很講究禮儀，鼓勵參賽者口裡藏刀的同時要一臉真誠，魅力四射，愛朋友愛敵人。經過這類心理改造的人才，無論在商業推廣，競選公職，法庭辯論，國際外交等工作，都可以風度翩翩地口是心非。雖然大部分人類的正義感都是裝出來的，但文明規定言不由衷，怕只有辯論比賽一種。可惜慣性依賴語言技巧和演技會養成病態，長遠看對國家或個人的信譽都有負面影響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辯論傳統在學術研究方面比較富建設性。學者辯論，查根問底窮追不捨，能夠刺激研究精神，精益求精。歐洲科學的同時興盛，可能並非巧合。
中國人與希臘的柏拉圖，同樣對詭辯這伎倆滿懷戒心，認為長期口不對心會令學者精英們不知不覺人格墮落。中國傳統要求君子凡事依心直說。口不應心的人，更滔滔的雄辯也會惹來反感。古代名士都要身體力行，高度遵守自己提倡的道德哲理，否則便是偽君子。西方比較仰慕的 「客觀」和「中立」，在中國人眼裡是 「得把口」，沒有什麼地位。不過中國人凡事太 「上心」，邊爬邊拆自己的下台階以表決心，又隨時會導致偏執，甚至盲目排斥相反意見。過分投入的人，心理負擔大，輸的時候痛得較深，使面部肌肉僵硬，強笑不出，給旁觀者的印象是 「不夠風度」。
在社會公義的層面，中國人的 「法理情」 與西方的「法治精神」也大相徑庭。中國人認為百分百的客觀和毫不偏倚的審判是臆想（否則電腦可以完全代替假髮青天大老爺），維持社會大致公平要靠法庭對 「法理情」 的準確拿捏。這方面令到西方人士對中國法治局部不解，甚至不信任。反之，一般中國人會覺得運用 「技術原因」 替明顯罪犯脫罪會損害最基本的公平原則，無法接受。
21世紀的人類世界處處都是暗湧。不同的文化體系史無前例地經常近距離接觸，不同之處會被凸顯，容易釀成誤會。英國紳士喜歡扮酷，凡事保持距離，放個屁也有客觀味道。中國傳統真君子剛好相反，樣樣盡力以身作則，在高壓心情影響下，肯定比較嚴肅。帝國精英為國家、上帝、公司等辦事，就算不擇手段，嚴重違背了個人信念或道德標準，也無非盡責。夠客觀的人，任何事都怪不了人，當然更怪不了自己。在中國人眼中，這行為雖然在人類社會很普遍，卻絕對不佩 「君子」 所為。
世界一體，文化縮距，是沒有回頭路的客觀大洪流。當很多中國人日益 「西化」 的同時，懂得中國文化歷史的老外也一天比一天多。在這融匯過程中，互相學習，啓發，猜疑，惹惱甚至碰撞，是在所難免。能夠嘗試瞭解背後的文化背景，知道不同的心態各有利弊，可給大家更多包容空間，讓人類這命運共同體更有希望活得更長更精彩。
譚炳昌2017.12.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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