坐在充滿不同國家民族色彩的香港蘇豪區的一家西班牙餐廳,一邊喝 Sangria, 一邊看絡繹不斷,由行人電梯冒出來的各色人種,我可以看上一個下午。在這幅充滿活力的浮世繪的旁邊是一個小小的路牌,上面用中英文寫著 “伊利近街” 和 “Elgin Street”。留意到這條小街名字的人不多。知道個中歷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。假如不是最近有位殖民地遺孀出奇地跟我 “辯論” 鴉片戰爭和早期的香港殖民地景象,我也不會發現 “伊利近伯爵” 這個有縱火狂的大英帝國精英。
根據 “維基百科” 的簡介,名字拖著一大串中古貴族銜頭的 James Bruce 是第八世伊利近伯爵。在大陸的譯名是 “額爾金”。他生於1811年,卒於1863,做過加拿大總督,死前也做過印度總督。他最足以遺臭萬年的 “功績” 是在1860年的二次鴉片戰爭中火燒圓明園。
可能值得一提的是,當時英國國會的大多數聲音,基本上是反對侵華的。但首相 Palmerston 很懂得利用報章傳媒歪曲真相和捏造事端,挑起民眾反華情緒而最終獲得國會的控制權。原來利用“自由傳媒”愚弄群眾來爭取支持進行軍事侵略是“舊橋”,並非新花招。
有關伊利近縱火的紀錄很多。中國人寫的暫且不評;就隨便拿幾個西方的記載,看看伊利近自己的盟友和後人對火燒圓明園的歷史評價如何吧:
“十月七日星期天,不准搶掠的禁令撤除,英法軍官和士兵興奮地在圓明園搜掠,甚麼能搬動的都拿走,搬不走的便盡量破壞。有人對宮廷燈飾鏡畫等開槍亂射,也有士兵用棒子把所見文物通通打破砸碎 。 。 。”
很多類似的記載,都提及士兵們當時被勝利,酒精,和前所未見的金銀財寶所刺激,處於瘋狂狀態。但法國人似乎在最基本的人性層面上,比英國人理性。
“當伊利近發命令要把圓明園夷為平地之後,法國部隊拒絕參加,還公開譴責。” 這一點點分別,為法國人在侵略的醜行上加添了半點文化氣息。經過三日三夜,圓明園終於被燒乾淨。十數天後,簽罷 “天津條約”,恭親王設宴招待。英方怕被下毒而不接受邀請。法國人則有好東西吃從不會拒絕,大快朵頤之後肯定回去對英國盟友說風涼話。
“ John Michael 爵士和英國第一師的整師軍人,在1860年十月十八日開始把圓明園 200 多座建築物縱火焚燒。”
搶掠破壞之後,只有圓明園門口的兩頭獅子逃過厄運,眼巴巴地守著剛被敵人徹底蹂躪過的家園。伊利近認為兩頭銅師又大又重,不值錢,便饒了它們。他做夢也想不到兩頭獅子原來純金所鑄,上塗青銅,價值足以支付聯軍整場侵略的軍費有餘。
英國詩人 Jack Beeching 在他的著作 “鴉片戰爭” 中形容火燒圓明園是人類的損失,簡直 “無法估計”:“圓明園是中國的寶藏,裡面藏有的藝術珍品,古書名畫,包括了人類最高境界的創作成就,這樣的一批珍藏可以說前所未有,將來也不會再出現。”
雖然火燒圓明園的瘋狂行為無可抵賴,但有些昏迷在帝國舊夢的人,仍然會想出一兩個令人失笑多於憤怒的牽強藉口,替野蠻的先人辯解。最常聽到的理由是中國人抓了“差不多二十個” 英國和印度人,對他們施刑,令人權分子伊利近義憤填胸,才作出報復行為。在1860年未有甚麼 “日內瓦公約” 的日子里(有了公約又如何?今天還不是有越戰,阿布格萊,關塔那魔灣,美國中情局等等層出不窮的打正招牌搞酷刑的例子?),一班被視為鴉片販子打手的人(難道這個看法有錯?),能夠有命出來跟伯爵爺哭訴已經是個大奇跡,還要報復?覺得這個報復手段合理合比例的人,又是否會原則上認同現代 “恐怖份子” 為了替數以千計萬計無辜被虐待的伊拉克人報仇,而燒毀大英博物館和溫莎堡再加個白金漢宮呢?
另外一個辯解是當時的清廷傲慢自大,腐敗無能,所以自取其辱,帝國蠻人幾乎可以說是替天行道。當年的清廷腐敗無能是鐵一般的事實,但這個事實絕對不能用來掩飾帝國列強的野蠻行為。有如一個殺人兇手對受害人的兒子說:“你的父母愚蠢無知加上四肢殘缺,當年不是老子把他們宰了,你哪裡有機會長成今天獨立硬朗的一條好漢呢?” 你看受害人的兒子是否應該對殺父母的人倒地拜謝呢?
不過一百多年前的是非,有如災場上空的濃煙,散去得越快越好。歷史的教訓,大家能夠吸收牢記便好了。我今次意外翻伊利近的舊賬,是由於一位躲在歷史的垃圾堆發帝國殘夢的老人家的無意促成。想不到翻賬過程中,發覺到人生原來十分公平。只要眼光夠長遠,歷史的諷刺往往便是最公正的判決。
當年的勝利者,意氣風發,自覺戰無不勝,凡事都可以用詭計和槍炮解決。搶掠回來的橫財,慢慢侵蝕了帝國人民原有的豐富創意和勤奮。不消多久,曾經龐大過,目中無落日的帝國便開始站不住腳,最後退縮回小島上替人家搞財技過活。有好處的時候,間中還會替大佬出兵打三兩個回合助興。當年伊利近之流的帝國狂熱分子最引以為榮的堅船利炮,在歷史長廊中有如曇花一現,迅即煙消雲散。大英帝國能夠留給後世的,反而是既成事實的世界英語,不少的科學里程碑,音樂,戲劇,和英國啤酒 - 都是一些文化產品! 更諷刺的是,這些文化產品背後,絕大部分都是反對軍事帝國主義的科學家和藝術家。
當年的失敗者,終於被野蠻的警鐘鬧醒了。跟著下來的一個多世紀,它面對了更多的屈辱和挑戰,在幾乎不可能克服的情況下洗心革面,不惜翻天覆地,力求再生。
與此同時,伊利近變成了中國香港的一條小街,名字被釘在街頭,飽受風吹雨打。從原則上來說,在中國的領土上有條以伊利近命名的街道似乎不合適,好比在華盛頓來個 “拉登廣場” 或者在巴格達出現一條 “布什總統大道” 一樣刺眼。但伊利近早已被人遺忘,與歷史陳跡脫離了感情關係,變得毫不重要。中國人反正對歷史有種包容的傳統,已經發生了的便聽其自然,又何必浪費精力去刪除伊利近伯爵的大名呢?
伊利近伯爵在垃圾箩上千古留名 |
过渡 23。2。2013
2015年3月11日補充的一段“趣聞”。不要以為火燒圓明園是上古時代才有的野蠻行為。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暴行,今天仍然發生在中東地區。不過當今的傳媒比以往的更懂得掩飾而已。有興趣請看這“觀察者網”文章:http://www.guancha.cn/WenYang/2015_03_10_311644_s.shtml
1 comment:
查香港很多街道名也有殖民色彩, 以水坑口街的英文名 Possession Street最有代表性, 乃當年英軍登陸(佔領)香港的地方。又如西環的卑路乍街 (Edward Belcher), 就是1841年帶領英軍登陸水坑口街的將領, 他亦曾在遠東多個地方為英國進行測量工作, 甚至曾遠赴北極探險 (是1850年代的事!). 以往來香港的英國將領/總督, 個個"身經百戰", 極具國際視野. 若有時間和精力, 實可建立一門 "香港街道歷史學" , 為香港殖民歷史追源查宗, 除為歷史外, 亦可以古鑑今, 引申出香港在遠東國際的地位及其領袖所應具有之質素.
種種原因, 香港的殖民歷史長期受忽視, 當年英國人 (及歐洲人) 在全球殖民的智慧, 實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. 香港現已回歸, 認識 (不一定要認同) 英國人當年的殖民智慧, 與國民教育同樣有其重要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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