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uesday, 23 November 2010

小说 “笙歌” 第贰章 之(二)“送面包” 和(三)“爸爸的骨灰”




送麵包

玲娜上次來香港是六年前的事了,那是她生平第一次離開歐洲。

女兒在大學專修國際貿易時,到上海一家芬蘭電子產品公司暑期實習。短短的幾個星期,她便跟香港去的工程師宋煥互相著迷。其實大部分的男女關係都屬一見鍾情。把戀愛拖長談無非作狀,培養信心和社會交待而已。夏麗回國後,他倆便經電郵繼續發展。宋煥只要抓到任何藉口,都會跑到芬蘭受訓學習,或開會交流。

2041年,夏麗移居香港。

女兒搬到地球的末端不過幾天,便發來驚人訊息:她希望媽媽寄她一些硬朗粗糙,營養豐富的芬蘭黑裸麥包。據說香港的麵包軟綿綿,白濛濛,吃到肚裏一陣空。媽媽收到要求,心如刀割。

這是甚麼鬼地方?黑裸麥包也沒有? 

她想起有關中國的電視新聞,好像都是負面的。當然,電視新聞一般都是負面的;好消息沒有市場。但她總得親眼看過才放心。第二天她訂了機票,把一個大行李箱塞滿黑裸麥包。雖然香港的名字很熟悉,但出發前夕她還是翻了一下地圖。唷!就只有一點,一個句號那麼大。裏面的人比整個芬蘭還要多,不可能吧!

坐長途機原來挺難受。赫爾辛基到曼谷一程還可以,乘務員都會芬蘭話,也有芬蘭作風,對她不大理睬,各有各坐飛機,高度尊重互相的私人空間。

在曼谷等轉機那三個小時卻認真受罪。

熱鬧的機場像個市集。形形種種的商鋪,五光十色,看得玲娜心花怒放。 到處都是人;每個人都在發聲。笑的笑,叫的叫,與寧靜得教人耳鳴的芬蘭相比,是兩個極端。

她從未見過那麼多絲綢。紅黃橙綠金,應有盡有,不應有的也有。平日在樸素的芬蘭穿可能太奪目,但出席音樂會的時候應該可以。她的男友霍啓今年六十歲,在管弦樂團拉大提琴,算是個音樂家,出公家糧的,也算是個公務員。他咿咿呀呀地拉琴可以吵上一天,人卻沈默寡言,坐到釘子上也不吭聲,是個典型的老派芬蘭男人。不過他心底裏不竟是個藝術家,喜歡創意。玲娜如果穿上耀眼的真絲晚服,孔雀般現身霍啓的音樂會,他肯定不會開口大贊,但會暗自歡喜。好!就來一套!

除了漂亮的真絲,好東西多著呢!精緻的茶具,相框,皮革,手袋,電子產品,用象牙雕的小榕樹,用榕樹頭雕的小笨象,她甚麼都想買。可惜這個聲浪世界只懂英,泰,華,日語。要衝破語言隔膜不但費勁,還很傷神,甚至傷心。玲娜除了芬蘭話,還懂瑞典話。英語嘛,用不著的時候還可以,到用得著的時候,一句也說不出來,於是甚麼也買不成。

三小時變了一百八十分鐘,一萬多秒:忐,忑,忐,忑 地捱過去。每捱過一秒,她便多添一分不安。學了哪麼多年英語,到哪啦?怎可能一句也派不上用場?她怪責自己從前不用功,出發前又不準備。機場的廣播系統似乎有重要宣佈,聲音很著急。急甚麼呢?她毫無頭緒。她平常很少哭。現在卻很想痛快地哭一場。她開始感覺到時差帶來的困倦,心內很不踏實。

四圍都是人,玲娜卻覺得前所未有地孤單。她問自己,為何要受這個折磨。為甚麼要離開熟悉的環境,親切的家和沈默的霍啓,千里昭昭來到這個機場市集鬧頭暈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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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爸的骨灰

玲娜屈在經濟艙委屈了十多個小時,跨山越洋,上洗手間也要排隊,還不是為了母愛?女兒雖然已經有自己的家,但一個人身處異邦,一個連像樣的麵包也沒有的怪異之邦,做媽媽的可以就手旁觀嗎?

時間是生命的盜賊;再過幾個月女兒便二十五了。

對一個女人來說,二十五是個危險的尷尬年齡。她一方面還年輕,捨不得少女情懷,另一方面被時間迫得喘不過氣,要開始面對成熟的負累。心情好的時候,二十五是精彩人生的開始。不好的時候,二十五是懸崖的盡頭,前路急轉直下,一不留神還會掉進谷底,粉身碎骨。

玲娜二十五歲時就十分迷糊。

昨天還好好的在準備著迎接幸福來臨,不知怎的,一下子風起雲湧,一切都被黑蒙蒙的現實籠罩了。四分一個世紀溜走了,怎麼沒給她留下半片彩雲?多年的夢想凌亂地重疊著,真假難分。當她沈醉在青春美夢的時候,身體這叛徒不停在暗地裏謀反,到今天終於露出端倪了:在二十五歲的青春背後,有個老太婆鬼鬼祟祟,急著想出來當家作主。

別人可能看不見,但她自己不用鏡子也照得一清二楚。老太婆已經急不及待要現形,小女孩還想繼續做夢?

做夢?做甚麼夢?

她一下子竟然想不起她曾經做過甚麼夢。

人驚醒了,才發覺光陰已逝,連個像樣的夢也沒有發好,簡直枉費青春!

玲娜突然感到事態嚴峻!她的少女夢,就像小時候媽媽吹的肥皂泡,一個個在眼前飄走。不能抓。一抓便會爆破消失。如此不實在的東西,可能根本沒有存在過。擺在眼前是個模糊,絕情,不耐煩,冷冰冰,沒有斟酌餘地的現實。

沒錯,是時候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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幾個月後,玲娜便和夏麗的爸爸結婚了。

他倆一起長大,算是青梅竹馬。她才會走路,他便已經鬼上身似的著了迷,經常任她欺負,發刁蠻 。冤孽:很明顯是前世的冤孽,今生化為情緣償還,有冤報冤,有債還債。他碧藍的眼睛好像從未歇息過,下面掛著瘀藍色的眼袋,疲累得令人看見心酸。年復一年,他眼巴巴的看著她像潮水般在他的生命中往來。一下子湧進來,讓他充滿希望。一下子湧回去,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她每次退潮還會有意無意在他脆弱的心靈上刮上一道血痕。連一句 “唷,不好意思,痛嗎?” 也沒有。

他也只能怪自己無條件的痴迷。玲娜和閨中密友談到他時,評價是:“人品還可以,就是可靠得有些煩!” 原來“可靠”也可以是一種罪過。外面勢頭好,她把他扔下便跑,眼也不眨。外面世情轉惡,她吃了虧,受了傷,便哭著回來。他反正風雨不改,老站在那裏傻乎乎地等。見她回來,便遞上毛巾給她搽眼淚。 

他肯定是個好男人:誠實可靠,是本區超市的出納。她在隔壁買樂器的小商店當售貨員,希望有一天能搞點藝術,碰個好運名利雙收。街坊們都說他們是天生一對,但沒有說明理由。他人特別溫厚,但心裏話總是說不出口。多喝了兩杯伏特加後,想說的話,要嘆的氣,都會化成眼淚外流。

結婚翌年,夏麗出生後,他陰差陽錯地患了“產後長期抑鬱”,開始越喝越多,越哭越傷心。夏麗五歲生日後的星期六是個風和日麗,秋高氣爽的日子。太陽還未下山,他便與伏特加和眼淚開始了一場生死搏鬥,把整個廚房搞得愁雲慘淡。玲娜吃過晚飯,等夏麗睡好後,抱著她哭泣的丈夫的頭,在耳邊說了句: “你不去死!”,才自己上床,用枕頭蓋著耳朵抱頭大睡。第二天清早,玲娜被他的咳嗽聲吵醒。十五個小時後,他便在醫院死去。醫生說是一種罕見的急性肺炎。原來肺炎在那個年代已經流行,並不是甚麼新的死亡藉口。只有玲娜知道他其實是聽自己話去死的。


在芬蘭,差不多每家每戶都有間湖濱渡假屋。湖多人少就有這個好處。他生前好像提過,也好像沒有提過,希望死後骨灰撒在陪他渡過童年的湖裏。玲娜決定假設他生前確有此意,好為他的終結抹上一點浪漫色彩。

北歐的初秋,是熙和陽光與凜冽寒風交替的時令,每天氣候不同,可以差異極大。撒灰那天,陽光與冷風都同時在場。玲娜帶著夏麗,踩著腳踏小船到湖中心。夏麗的面頰和耳朵給秋風刮麻了,冷冰冰的沒有感覺。火葬場給玲娜的木盒子,沈沈的壓在她大腿上。她第一次從丈夫身上得到一種說不出的穩重和安全感。

玲娜把盒蓋打開,本想跟骨灰說點甚麼,但找不到合適的話,唯有默默地把丈夫凌亂的殘渣在船邊撒入湖中。她本來希望有個詩意的道別,看著他的骨灰在湖面漾起柔波,一環一環地把她再次擁抱,一環一環地帶走他與生俱來的愛意和無盡的憂鬱。可惜天不做美;一陣疾風把他在人間最後的一口灰粗暴地吹走,未留半點依戀。

他一生人都在痴痴地等,為何到最後一刻要如此無情倉促呢?

玲娜轉過頭來望著夏麗,帶著命令的口氣:“跟爸說再會吧!”

救生衣把夏麗凍僵了的脖子磨搽得有點紅痛。五歲的她,大概知道發生了甚麼事,也大概不知道:“爸爸,拜拜。”

玲娜隨手把空盒拋得老遠。

“媽,我很冷。回去好嗎?”

玲娜哭了。六年來,她第一次流淚。哭一直是他的專利。現在他不在,玲娜可以再哭了。

第二天吃過早餐,把行李放上車後,玲娜拖著女兒到湖邊作最後道別。夏麗一眼便看到爸爸的骨灰盒在蘆葦堆中,大概是晚上被衝上岸的。玲娜把它撿起來,猛力一揮,再扔了出去。“別的不見你那麼眼利!” 她毫無道理地怪責女兒。

經過一晚上,風已吹竭。湖面平靜如鏡,蓋上了薄紗似的煙霞,與玲娜本來想像的情景很相似。盒子撞落水面,一聲脆響,嚇得幾隻水鳥從蘆葦間飛起,連聲尖叫,像成功逃出了鬼門關的冤魂,畫破了寂靜的北國晨空。


玲娜拖著夏麗的手,大步往車子的方向走去。夏麗給媽媽拉著,邊走邊回頭看。那盒子突然給無情地拋棄,好像覺得有些冤屈和不解,愕然地浮沈著,漾起一圈圈的微波,慢慢奔向岸邊。
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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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11月 23 日 於过渡网发表
2017年11月修訂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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